关于《行吟乌江》的文字
——浅谈《行吟乌江》的创作体会
这次学校开展的师生同读一本书活动，是个很好的创意。路遥的作品，我只读过《人生》等中短篇。他的代表长篇《平凡的世界》，我并没有认真读过。短时间内阅读这样的大部头，客观上也有不小的难度，因此无法炮制虚假的心得，否则便是自欺与欺人，还有对路遥的不敬。我对这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内心充满敬畏。
拙作《行吟乌江》也被列入备选书目，有些惶恐和惭愧，但庆幸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如同溺水人绝望中捞到一根稻草。
这本书收录的作品跨越时间二十余年，内容参差不齐，风格也不尽一致，硬伤很多。但关于自己的文字，想说的话自然有一点，现向大家汇报如下。
把乌江作为写作的对象，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热爱乌江，二是我只能写乌江，别无选择。50余年的人生旅程中，乌江一直陪伴着我，如影随形。我此生来到尘世的第一个落脚点，小地名叫做湾里，位于龙川河畔，那是乌江的一条支流，过去通行木船，是乌江盐油古道的一个组成部分，连接思南、石阡两座府城。我在那里度过了懵懂的童年和灰色的少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思南山城生活，乌江白日里流过我的脚下，夜晚淌过我的枕边。而乌江，是贵州高原的母亲河，古代贵州的一条黄金水道，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我在乌江边成长，成熟，至于衰老，从多梦的青年到多事的中年，乌江也经历了由江而湖的变迁。涛声不再，那条曾经奔腾的大江是否依然充满灵性，我不知道。
曾经，我跟随乌江的轨迹，上溯源头，下至江尾。在江源石缸洞，我见证了一条河的诞生；在江尾涪陵，我目睹乌江注入浑浊的长江，青碧的乌江水迟迟不肯融入那滚滚浊流，在江畔留下一段泾渭分明的奇观，心里涌出莫名的伤感。在绿阴轩，在汉砖窑，在盐油古道的古纤道，我惊讶于乌江历史的深邃与悠远。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二十余年间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文字，谓之乌江系列。回头翻检，感慨系之，从江里打捞的这些文化碎片或许依然有保存的价值和必要。于是付梓出版。
物质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堪称奢华，前无古人。但我们痛心地发现，与物质丰富成反比的是，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一夜间消失殆尽。我们的地域文化异常丰富，如今却所剩无几，只有一些碎片残留在记忆深处。60后这代人，见证了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快速转变，也惊异于这种巨大的文化变迁，以及传统的快速消亡。作为一个见证者，我想做一点忠实的记录，为乌江流域的后人留下一个近于风物志的东西。因此，我记录的人和事、风土民情，真实性占比较大，当然也有些必要的虚构。毕竟文学是一种隐喻，我笔下的古龙川有些唯美，亦真亦幻，是个纸上家园。
在文学上，我接受的是科班教育。汉赋的华丽，骈文的绮靡，都在课堂上被批驳过，老师们最推崇唐宋八大家，说大味必淡，大巧若拙。在此影响下，我以为最好的文言散文是苏轼的《赤壁赋》，最好的白话散文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受传统散文的影响更多一些。小说家罗漠曾打比方说，对于一个写作者，古典文学的营养如同农家肥，而外国文学近于化肥，颇有道理，我更多地吸收了前者。在阅读借鉴外国文学时，因为对翻译语言的挑剔，限制了我对西方精华更多的吸收，以前我总觉得读翻译作品有点像吸二手烟，所以阅读极其有限，这是我的一个短板。
散文发展到今天，其语言的审美面貌是多元的。我的散文语言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汉语古典，二是民间。我把自己的习作，定位为一种非主流的乡下散文，其质地更接近于乡间的红薯，有点原始和土气，有些泥土和草根气息。
也有人认为你的作品中方言使用过多，有点影响阅读。就我个人理解，方言是一种古代语言的化石，暗藏许多文化密码。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特别是普通话的遮蔽下，地方语言的个性渐渐泯灭，面目同化，文化的多样性有些萎缩了。我的几个古龙川词典，只是从另外角度进行的一个小小尝试。当然，并非所有方言都适合收录，也有个去粗取精的问题。我一般只选择那些有文化底蕴，从文言文演化而来又吸纳了本土元素重新生成的词汇。也可以说，我在试图解读一些中原地区业已消失的古代语言化石。黔东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地域，有些古音古词因此得以保存下来。比如方言里有个“啖”字，啖了一碗，啖了一顿，包含吃得舒服、安逸、惬意、过瘾等多重复合意思，比“吃”的意义更丰满。上溯两千年，在司马迁所写的的鸿门宴里，就有个啖字：项羽赏肉，樊哙“啖之”。又如“归一”，在汉字里，一是数字，也是地平线的表意，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就是“旦”，就是早晨，还是开始和结束。道家说一生二，二生三。凡事从一开始，又归于一，不少民间方言，有很深的文化渊源。此外，还有跨脸、杀广等新造的方言词，很生猛，很有嚼头。
不要迷信中心话语。书面汉语从文言文转为白话文不足百年，远未成熟，依然需要继续丰富、补充。白话文以双音节词为主，字还是古代的字，但白马非马，这些词的意思发生了变迁，多是从日语借用过来，出口转内销。我个人认为，对方言的挖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但不能抛弃，还应深挖下去。而传播和沟通，我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的许多网络语，借助于传播平台，进入了大众语汇。方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广东话的“靓”，“冇”，全国人照样能听懂，关键在于你是否掌握了话语权。如果方言发掘得好，让其进入公众视野，产生更大范围的共鸣，就是对汉语的一种丰富，甚至贡献。只是因为我自己功力所限，没能做到无缝焊接。
乌江走笔系列，我是边走边写。我曾徒步乌江源头，看见一汪清泉从山麓的石缸洞汩汩涌出，一条汹涌的大江，那时却像个襁褓中的婴儿，心中有些莫名的感动。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查阅两种方式，我了解了沉淀于乌江深处的许多历史和往事，王阳明、黄庭坚等都曾出现在这条江边，我与他们的脚印，也许有过某些重叠，只是错过了时间而已。我努力打捞，并试图拼接那些那些已成碎片的历史记忆，只是限于笔力，没能写到位。有些篇章，确实是按照文化散文的套路写的，史料加现场，现在看来，部分篇章是失败的尝试。
有人认为我的散文受到余秋雨的影响，不无道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确开了一代风气。尽管后来遭到一些诟病，有些问题也确实存在，但余氏散文的精华，还是有自身的价值和营养。不管怎么非议，他开了文化散文的先河，始终是第一个。但余秋雨后期有些作品的商业化倾向，以及他对文革的自我反省缺失，我持保留意见。
其实余秋雨对我的影响是阶段性的，并止于年前。至今仍对我潜在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我觉得他擅长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特别适于表现梵净山和乌江这片人神共处的巫傩之地，我的古龙川系列中，不少篇章都有这种手法的借用。此外，现当代许多作家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鲁迅、钱钟书、汪曾祺、韩少功、陈忠实、阿来、贾平凹、沈从文，以及本土的何士光、吴恩泽等。我的几则龙川词典，就是对韩少功《马桥词典》的借鉴。
上世纪80年代，梁国赋等思南籍作家率先提出了“乌江文学”的口号，举起了乌江文学的旗帜，至今，依然有一批本土作家，集合在这面旗帜的麾下。那时候，他们是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充满豪情和憧憬，灵光一闪，凭借艺术的直觉，喊出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口号。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对乌江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审美特质和艺术风格等，至今并没有一个理论的阐述和界定。
其实，贵州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乌江流域，如果宽泛一些，贵州的贵阳、遵义、铜仁、毕节，重庆的东南部，这些地域的作家作品都可以纳入乌江文学的版图，要是这样理解，乌江文学就蔚为大观了。
我个人认为，乌江文学的提出富于激情和创意，我也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归为乌江文学名下。要理解乌江文学，也许先得了解乌江文化。乌江有两个，一个是地理学上的，它发源于乌蒙山麓，横贯贵州大半土地，经重庆东南部流入长江，是长江中上游南岸最大支流，全长公里，山奇水险，风光奇绝。另一个是人文的，中游到下游古代通行木船，运载盐巴和桐油等，是一条连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盐油古道，古代贵州的一条黄金水道，文化走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许多人赖以为生，被视为贵州的母亲河。有人曾问过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或几个字概况一下乌江文化的本质特征？我冥思苦想之后，感觉无能为力。不过，这样的困惑也出现在美学中。美学研究浩如烟海，但至今为止，似乎对于“美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命题也没有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因此也只能说，这是个难题。但我可以感性地列举一些乌江文化的表象，比如从前的乌江纤夫，走船时都是全裸的，不穿裤子，顶多在腰上系一条围腰；又如，乌江还有一种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歪屁股船，它屁股歪扭，不对称，样子怪怪的，船长的舵不是架在船头，而是高高地架在船顶，长度和整艘船的船身差不多，站在船顶掌舵的船长特别显得高大威猛，也特别危险。这些特殊的文化现象，都是乌江天险自然环境物竞天择的结果。至于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本质，留待大家去探讨。乌江作家们正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乌江文化的神秘与独特，才有了建构乌江文学版图的初步自觉。他们试图用文学这种形式，表现他们眼中的乌江，心中的乌江，写出乌江的文化个性、特质和风采，写出乌江人的心灵史。但显而易见，他们任重道远，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有关乌江文学的理性归纳、系统梳理，则需要理论的介入，我只能言说一点感性的碎片式印象。更重要的是，乌江文学版图还需要作家们去填空，至今还缺乏公认的大家和文学经典来支撑。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积淀。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渐渐把文学视为一种准宗教。如今，我依然走在朝圣的路上，虽然离文学殿堂的大雅之境还很远很远。但路上的风景很美，我很享受。
注：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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