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及其影响研究

内容提要：朝鲜族是我国跨境民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凭借其族缘、语缘等优势大量赴韩，而海外的境遇给他们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方面带来重要的影响。本文简略地回顾朝鲜族形成与发展，概述了朝鲜族跨国流动过程及其在韩国的处境，强调了国外华侨华人研究中要重视和加强跨国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社会迎来重大变化，其主要表象是急速的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大量的朝鲜族民众涌入人口流动大潮，他们不仅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东北聚居地区走向山海关以南地区，而且他们凭借族缘、语缘等迅速跨入跨国流动行列，显现出跨境民族的独特性。急剧的人口流动，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重大变化，它改变了朝鲜族人口分布格局，也造成了东北边疆地区的“空洞化”。借此，概述朝鲜族人口的流动过程，并以在韩朝鲜族为例，主要讨论朝鲜族人口的跨国流动及其影响。

一、中国朝鲜族由移民形成

朝鲜族作为我国跨境民族之一，是由朝鲜半岛移居而来的朝鲜人及其后裔所形成。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朝鲜人移居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最终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众所周知，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互为相邻，历史上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频繁，其中难免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居住对方国家，但当时人们的流动不成规模并间断的，故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逐渐融入当地，匿迹于历史长河之中。而近代以来，由于朝鲜半岛自然灾害不断，迫于生计的朝鲜农民陆续越境到中国谋生计，其流动没有间断，其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在适应居住地政治、社会环境，开拓新的生活园地，与其他民族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扎下深深的根基，逐渐演变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近代以来，大量的朝鲜人不断流动迁移至中国，逐渐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之一，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19世纪60年代到年之前，属于初期流动时期。

朝鲜族祖先越过中朝界河图们江、鸭绿江，开始在我国一些地区落脚，其上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但他们连续不断地大量流迁移居，主要是年之后。清末以前，我国东北地区曾以“龙兴之地”，自乾隆年间开始一直被清政府统治者所封禁，不仅禁止关内汉民，而且也防图们江、鸭绿江南岸朝鲜北部农民的流入。当时，东北地区除围场、参山等看护者外，鲜有人烟。然而，19世纪60年代以来，朝鲜北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雹灾等导致饥民遍野，民不聊生。迫于生计的朝鲜农民冒犯封禁被杀被捕的危险，越境谋生，他们或潜入深山老林，以挖参、狩猎或伐木割草为营生，或“早来晚归”、“春来秋去”候鸟式开荒种地，东北地区开始出现朝鲜农民居住谋生的足迹。

封禁时期，流民禁而不止，为生活所迫的朝鲜农民不停地越江谋生。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封禁政策逐渐解冻，移居相对自由，他们就携家带口在图们江、鸭绿江以北地区开荒种地，繁衍后代，这里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新家园。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在图们江、鸭绿江北岸，已有20余万朝鲜农民居住。例如，到年，桓仁、通化、新宾、宽甸等地，有朝鲜农民37,余名；年，临江、长白、集安等地，有朝鲜农民39,多名；年，在延边的朝鲜农民达,多名。

朝鲜族先民从朝鲜半岛大量流入中国东北地区，起初是迫于生计。尽管，他们当中开始就为定居而来的人不多，然而他们在流入地落脚、开垦荒地进行农耕过程中，“越垦既久，乐土忘归”，呈现出定居化趋势。另一方面，清政府当局对朝鲜流民采取种种默许宽容政策，认为“多年越垦，久成土著，与我华民无异”，使朝鲜族先民逐渐被纳入居住地管理体制内，为其流迁定居提供了条件和方便。这一时期，大量的朝鲜农民越江到图们江、鸭绿江北岸寻找生计，成为朝鲜农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次大迁徙流动。

第二阶段，从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至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朝鲜人数量快速增长时期。年，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后，强迫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更多的朝鲜半岛居民背井离乡，纷纷向国外流动。当时，到中国的朝鲜人除了失去土地的农民外，还不乏抗日救国的爱国志士。众多的爱国志士，为了躲避日本殖民者迫害，到中国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他们兴办教育启蒙百姓，办夜校进行抗日教育，办武官学校培养抗日军政人才，或者直接拿起武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为赶走日本殖民者，光复朝鲜而到处奔波。此时，在华朝鲜人数量迅速增多。据有关统计，在—年之间，东北地区增加的朝鲜人近5万；在—年之间，近20万名朝鲜人流迁至图们江、鸭绿江北侧。

民国年间，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争中，延边地方当局为了更多地争取朝鲜农民实施一些宽松政策，对朝鲜垦民集中的和龙、汪清各县放宽土地拥有限制，以赋予土地所有权来鼓励“韩民”归化入籍。朝鲜垦民也鉴于历史原因与当时处境，借着着当局的劝诱，不断地加入中国国籍。年，延边地区加入中国国籍的“韩民”有户，约占该地韩民总户数的10%；到年，延边共有户、人“归化入籍”，占当地韩民总人口的12%。

尽管，当时朝鲜垦民“归化入籍”者居人口少数，然而清政府对朝鲜垦民的开荒种地，予以默认并将其纳入当地管理体制内，使他们能够长期居住以至“久成土著”，故“归化入籍”与否，事实上他们已“逐渐成为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成为开发中国东部边疆的重要力量。”年前后，约80余万朝鲜人分布在东北各地。

第三阶段，自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前夕，朝鲜人持续增长时期。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日本为把东北作为侵占中国大陆和苏联的跳板与军事基地，大力加强东北地区的经营。当时，朝鲜总督府和日本关东军对朝鲜移民采取放任政策，大批朝鲜人为生计移居至“满洲国”，例如—年间朝鲜移民净增了名。此外，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制移民。日本侵略者制定移民计划，不仅从国内招募本国民众移民到东北，而且利诱或强行招募朝鲜农民移至东北地区。当时，这些移民或以“开拓民”、“集团部落”形式被安置于东北各地开荒种田，或将他们赶到各种工地充作劳动力。据统计，—年间，日本侵略者以“集团开拓民”名义，将14,多户朝鲜人强行移民至我国东北；仅年春，有5万余人以“集团”、“集合”开拓民和分散开拓民，被强迫移入东北。

这样，到年日本战败前夕，在中国的朝鲜人数量超过万名，其大部分分布于东北地区。日本投降后，将近一半人陆续返回朝鲜半岛，而留下来的则成为构成中国朝鲜族社会的主干。此后，经历几年的人口变动，中国朝鲜族人口数量逐渐趋于稳定，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保持在万人左右。

朝鲜半岛民众迫于生计和战争等各种原因大量流迁至中国，但起初他们并没有打算长久待下去。但是，朝鲜族先民与中国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开发建设东北地区，并肩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扎下了根。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朝鲜族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朝鲜族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朝鲜族聚居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便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一员的地位。

二、朝鲜族社会的快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原则，制定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帮助扶持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并且，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鼓励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发展。在这种相对安稳的环境下，朝鲜族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政治方面，享有民族自治权利，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年，建立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该地朝鲜族人口占当时中国朝鲜族总人口的49.7%），年建立了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并在朝鲜族人口相对聚居的各地农村建立了40多个民族乡。朝鲜族分布地区的各级政府机关里，配备使用了不少朝鲜族干部。

在经济方面，朝鲜族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走在农业互助合作化道路的前面，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首先建立在朝鲜族农村。朝鲜族是东北地区水稻生产的先驱，是“北方唯一的稻作民族”。改革开放前，朝鲜族得益于水稻生产，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比周围其他民族农村高一些。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农村逐渐改变单一的水稻生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扩大多种经营，使非农业收入比重逐渐上升，农业收入比重日渐缩小。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朝鲜族乡镇为例，年，农林牧渔收入在其经济总收入中占89.1%，非农收入比重只占10.9%；到年，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农林牧渔收入占比下降到46.2%，非农收入占比提高到53.8%。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年年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人口约13.5亿，其中城镇人口比重占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与此相比，朝鲜族总人口中，城镇人口比重早在年就超过了50%，而到2年朝鲜族城镇人口比重提高至62％。随着城市化进程及其水平提高，朝鲜族职业非农化趋势明显。2年，朝鲜族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二产业者占17.13％，从事第三产业者占35.69％，这两者已经超过一半，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已经不到一半（47.18％）。

在教育方面，朝鲜族崇尚知识、重视教育，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移民年代，也不忘子女教育，哪里有朝鲜族村庄，那里就能听见孩子们的郎朗读书声。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民众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经久不衰，其民族教育发展迅速。例如，在延边地区，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创办了延边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民族大学；年创办了黎明农民大学，这是我国第一个农民大学。在朝鲜族地区，年，普及了小学教育；年，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据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朝鲜族人口每千人中，大学学历持有者为20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33倍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的5倍；高中学历持有者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7倍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的4.07倍。朝鲜族教育普及率和文化人拥有率在我国最高，文盲率最低。这些表明，朝鲜族接受教育水平走在我国各民族之前列。此外，年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和延边农学院等合并之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有3-4个大学，这在同级行政区域内少见的。

三、朝鲜族人口的跨国流动

我国改革开放前，朝鲜族人口的80%以上居住在农村。他们多分布于民族聚居村庄，主要从事水稻生产，过着相对安定的田园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的朝鲜族农民离土离乡，纷纷走向城市经商打工。至20世纪90年代末，已有20万人涌入山海关以南城市。如果，计入东北地区城市的朝鲜族流动人口，其数量更为可观。

在朝鲜族人口流动中，出国经商打工与国内城市流动好比“双驾马车”，规模不分上下，朝鲜族跨国流动成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重要推动器。

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跨境民族之一的朝鲜族首先利用族缘、地缘、语缘等有利因素，开始与朝鲜做简单贸易。他们借探亲之机，带去日用百货品与朝鲜人以物易物，换回朝鲜的海产品在国内推销。年以后，随着国际局势日趋缓，以及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相对开放，朝鲜族跨国境流动更加多元。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朝鲜族不仅利用地缘优势，而且还依靠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人的亲缘关系，展开对俄经贸活动，在东北地区对俄经济贸易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年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过俄罗斯的人数近3万人次。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与俄罗斯相邻，这里的朝鲜族对俄经贸活动更加活跃，年初，在俄罗斯做生意的3,—4,名牡丹江人中，一半以上是朝鲜族。

尤其是，随着中韩关系解冻和恢复正常，韩国成为朝鲜族人口跨国流动的主渠道，朝鲜族以其族缘、亲缘优势开始大量渡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些朝鲜族开始赴韩探亲，他们在经济上也得到不少益处。年，中韩建交以后，渡韩朝鲜族逐渐增多，此时他们不满足于探亲，许多朝鲜族把韩国当作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落脚点，渡韩已成为一种谋利行为，朝鲜族“韩国劳务热”逐渐形成。

然而，当时韩国还没有公开接收劳工，这些朝鲜族渡韩仍以探亲、商务、研修、通婚及偷渡为主要形式。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渡韩经历的朝鲜族在20万人次以上，其中有打工经历的朝鲜族超过10万人次。另外，通过跨国婚姻渠道，渡韩的朝鲜族妇女数量逐年增加。据韩国驻华领事部统计，以婚姻名义渡韩的朝鲜族妇女，年有名，年为名，年更增至名，年超过10,名。即，—年间，已有两万多朝鲜族妇女以婚姻形式渡韩。

由于当时渡韩手续难办，许多渡韩者不得不花大钱寻找渠道，因他们目的主要是打工赚钱，他们当中多数逾期不归，成为非法滞留者。故不管以何种形式渡韩，许多人都成为非法打工者。据韩国法务部统计，至2年10月，在韩长、短期滞留的朝鲜族达,名，其中非法滞留者达人。

朝鲜族人口走出国门经商打工，除了韩国以外，还有朝鲜、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例如，年末，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以各种途径出国的朝鲜族达3万人次，其中1万多人在韩、俄、日、美、马来西亚等国经商打工。到2年前后，朝鲜族跨国打工者遍布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规模超过20万人次。进入21世纪，朝鲜族跨国流动不断，在国外的朝鲜族日益增多，如今在国外的朝鲜族人口，约占我国朝鲜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朝鲜族人口频繁的国内外流动，带给朝鲜族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首先，它改变了朝鲜族人口分布格局，朝鲜族分布由过去绝大多数聚居东北变为今天的“三分天下”，即东北传统聚居地区人口占三分之一，山海关以南城市占三分之一，国外占三分之一；其次，增强了市场意识，拓展了经济活动领域，促进了朝鲜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第三，朝鲜族跨国流动，得到国际化熏陶，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质；第四，急剧的朝鲜族人口流动也给朝鲜族社会带来农村过早萧条、民族教育萎缩、民族文化弱化等一系列不利影响。

四、在韩朝鲜族处境

朝鲜族跨国流动，其对象国以韩国为主。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济、文化及人员交流日趋频繁。朝鲜族凭借其族缘、人缘和语言相通之优势，站在中韩交流的前沿，不仅为双方合作交流牵线搭桥，而且还大量跨国流动到韩国经商打工，充分显露出跨境民族的特色。据韩国报道，年3月末在韩朝鲜族超过63万人。虽然朝鲜族人口大量渡韩经商打工，开始他们的经历并不顺利，其渡韩途径及在韩处境充满着艰辛与困惑。

朝鲜族渡韩与韩国政府出入境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移民形成的我国跨境民族之一，朝鲜族与韩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中韩关系有所松动，与韩国隔绝数十年的中国朝鲜族开始渡韩探亲，当时韩国发放旅行证以代替签证，途径香港入境韩国。那时，尽管双方亲戚之间几乎没见过面，但双方相见都很高兴，朝鲜族探亲者在韩受到热情款待。朝鲜族探亲者探亲时带去许多国内特产，其中中药深受韩国人欢迎，一度出现了变相的中药买卖，但后来发现掺假，中药生意消退而开始出现打工。到年中韩建交前后，朝鲜族在韩打工者逐渐增多，但那时几乎都属于非法滞留、非法打工。

年中韩建交之后，访韩的朝鲜族逐渐增多，他们多以探亲或商务考察渡韩，但主要是为打工，所以不乏非法滞留和非法打工，例如年在韩朝鲜族人，其中非法滞留者达人。而在国内，随着要去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增多，出现许多中介，这些中介收取重金（开始由3-4万元，到后期增至7-8元人民币）办渡韩手续，其名义有商务、旅游、跨国婚姻等，甚至一些中介还组织偷渡，当时出现许多上当受骗者。据韩国外务部统计，至年在办理渡韩手续中上当受骗的事件达件，受害者3多名，其中韩国人诈骗者人、诈骗金额达4万人民币。朝鲜族人口大量渡韩，是因为当时韩国经济发展水平好于中国，在韩打工收入远高于国内。

朝鲜族渡韩初期，无论什么名义去韩国，大部分都是为打工挣钱，而且基本属于非法滞留和非法打工。后来，随着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相应政策措施，如产业研修生制度（）、允许邀请60岁以上者访韩探亲（）、访韩探亲年龄下降至50岁以上及放宽自动离境非法滞留者再渡韩条件（2）、就业管理制（允许探亲者以F-1-4资格就业/3）和外国人雇佣许可制（不满3年者如有雇佣合同可就业/3）、访问就业制（通过韩国语考试和电脑抽签赋予入境就业机会/7）等，逐渐放宽和扩大朝鲜族合法渡韩打工机会，在韩朝鲜族数量逐年增多，而非法滞留者趋于减少。

见表：

-年在韩朝鲜族人口表

单位：人

年度

在韩朝鲜族

其中非法滞留者

非法滞留者%

34.1

1

54.6

5

38

25.1

6

15.9

3.7

3.3

3.0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韩国法务部出入境统计资料整理

趋利性使朝鲜族大量赴韩打工，但他们在韩国的处境并不那么如意，他们遇到了许多问题与困难。

一是身份困扰。当初，韩国对中国朝鲜族放宽签证条件以前，他们花很多钱办理赴韩手续，名义基本上是探亲、商务考察、旅游观光等，并不是打工身份，居留期限90天一过，就是非法滞留，打工也是非法，所以他们总是胆战兢兢，唯恐被发现遣返。

二是一些雇主克扣拖欠工资或工伤不予补偿。因为打工者许多都是非法滞留者，一些雇主抓住这一弱点，有的延长劳动时间，有的加班也不给或少给加班费，更有甚者故意克扣拖欠工资，而稍有微词就以举报相威胁。

三是他们多在3D产业打工。赴韩打工者一般不具备一技之长，他们多在当地人不愿做的3D产业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其身份地位几乎没有上升机会；四是遭受各种歧视。来自发展中国家，且无法摆脱非法滞留者、三D产业从事者等身份烙印，他们时常遭受各种歧视和排斥，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四是民族情感上的困惑。朝鲜族与韩国人属于“同源”，但双方在不同国家体制下长期相互隔绝，形成较深的心理隔阂。中韩关系解冻后，双方开始接触时都显得亲切友好，充满期待，然新鲜感过后，双方都觉得对方与预期不同，相互间不满及指责不断，双方关系出现裂痕。

上述这些现象，随着韩国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和韩国人对中国及朝鲜族的逐渐了解，许多方面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在韩朝鲜族的地位至今还没有根本性变化，他们仍处于韩国社会底层，仍被韩国社会所排斥。

五、问题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的跨国流动很明显，而且首选地为韩国，如今在韩朝鲜族占朝鲜族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80%以上。朝鲜族在韩国的经历，也促使其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自我身份等方面进行相对深入的思考，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祖籍地”韩国与中国人身份的关系。朝鲜族刚到韩国时，“故国情结”还在作用，他们以为韩国是“祖籍地”，韩国应该对朝鲜族“同胞”不能等同于一般外国人。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切身经历使其感受到自己不是”韩国人“，而是真正的中国人，其国家认同更加明确。

其次，民族认同的困扰仍在。朝鲜族与韩国人属于同源，传统上的民族认同感犹在，但实际生活中在韩朝鲜族一方面切实感受到自己不同于韩国人，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等同于韩国人，在称呼上经常自称为“侨胞”。在韩国，对“朝鲜族”称呼有异议，一般将朝鲜族称为“在中同胞”或“侨胞”，许多在韩朝鲜族也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称为“侨胞”（在韩国的“侨胞”是指居住国外的韩国国籍者），造成认同混乱。

第三，国内执行相关政策中存在的质疑。一般地说，国人出国定居或长期居住在国外，加入居住国国籍的称“华人”，未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为“华侨”，其国内的家属称“侨眷”。朝鲜族在韩长期居住或加入韩国籍，也应该属于“华侨”、“华人”，其家属应属于“侨眷”。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却不认可，在执行归侨侨眷政策时并没有把朝鲜族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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