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17日，我在《甘肃日报》发表的散文《耕过的土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临潭新城的文字：“……那时，真奇怪，很长一段时间恍恍惚惚，我总觉得自己走在甘南腹地草山环抱中的一个古朴小镇上。小镇是一座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城。老城“旧瓶装新酒”，高大雄伟的城墙一如既往地护卫按照旧格局分布着的人家，只是，城头变幻的不再是大王旗，是庄稼地。部分黄土虽然还以城墙的姿态存在，实质上已经恢复了本来的品格，农民唱着山歌，喊着号子，耕种小麦、大豆。那些曾经用生命和弓箭耕耘自己功名理想的将士早就化为尘烟。看来，撑起土地的还是粮食。我踏着黄昏的余光在城中宽阔的土路上踽踽行走。土路是小镇的街道，两旁有杂货摊、小饭馆、铁匠铺。古城的零件，黄昏的色彩，风箱的呼吸以及忽远忽近的草原清香，酿造出一种古典的闲适情调。我走在空旷的大路中间，感觉很好。热情但拘谨的土著居民投来关怀的目光，他们也许觉得我很沧桑。我用微笑否定了他们的善良猜测，走出街道，眼前突然张开飞舞飘动的草山。草山上，优美的金黄色彩珍珠般鲜艳纷呈。这是老城的天然屏风啊！于是，我住进附近一家朴素整洁的小旅馆，然后，要来烧酒和小菜，对着山顶上的烽火台悠然闲想。那种天涯孤旅的感觉实在珍贵，我写了一首小诗。只能如此，美好的感觉只能用这种方式保存，而且，对于现实生活来说，这算是奢侈品。大多时间还是要游走在楼群和人群之间，雕塑、马路、水泥建筑、燃油废气、喧嚣、垃圾桶，这些现代文明的符号无时无刻地警告我，要面对现实。但是，往往不经意地，阵阵古人制作土陶时哼唱的原始音节突然响起，接着，有条不紊地从西北高原那丰厚的历史深处飘来；接着，变成我身后飞扬的辫子；接着，我就走进那个只是偶尔路过的老城；接着，我索性想像士兵和农民用武器、用锄头耕种的情景，甚至想像先民制陶夯筑的智慧和激情……”
第一次经过新城是年7月25日。那时，我是多么年轻啊，而古城是那样的苍老；年9月24日，当我再次拜诣它时，古城似乎返老还童，但是，那种“古陶”般的温馨感却找不到了。我忽然产生一种冷硬的陌生感。是什么在排斥我？难道是穿城而过的柏油路、贴在商铺表面的刺目的白瓷砖，抑或是古城墙头的电线杆抑或打碾麦子的拖拉机？古城当年的宁静安祥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喧嚣。喧嚣。还是喧嚣，就连层层大山与历史城堡封裹中的边地都不能逃离的喧嚣。当天下午，我就和冶力关风景管理局的尕王出东城门（那实际上是一处被山洪冲溃般的豁口），登上了南边的墩坡山。其山得名大概因为顶部的烽火台，因为古人把烽火台又称为“墩”。“墩”虽然半边已经坍塌，但仍然孤独地站立着，遥望四周。我循着它的视野可以在广阔的天地之间给古城勾勒出这样一个坐标：东面，是扁都沟，如果有部队出现，很远就能够发现，东南有一座位山，名为紫螃山，山上有雷祖庙，系明代建筑。当初，江淮一带士兵戍边垦荒，后来，迁移家属来此定居，为表对家乡的思念，便在南边的山头上建筑神庙，也在情理之中。这个山名也在草原深处别具特色，因为这里不产螃蟹，当然就想象不出它的样子，只有迁移来的南方人看见这山有点螃蟹样子，各种复杂的情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把这样一座大山命名为“紫螃山”，以解精神之渴。古城的西边，就是长岭坡，西沟河就是从里流出，环绕城南。据说当年河上有水磨，城里人出来磨面，如果晚于城门关闭时间，就只能从西边的水门进城，这种风俗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古城西南的山名为洪和山，又叫红桦山，前者与古城初建时的城名同，后者得名是因为山上曾经长满红桦树，明朝修葺古城时，砍树烧了城墙砖。古城之北，也是唯一在城里的山，叫凤凰山。问得名原因，尕王说因为山的形状像凤凰。古老的洮州卫城就静卧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
洮州卫城与平原地区古城最大的差别就是依山势而建，形状不规则。东、南、西三边城墙因为处于河谷地带，墙底宽，墙身高，虽然从墩坡山俯瞰，其伟岸雄厚之气象丝毫不减。而城墙上了山，则变得灵活生动起来，似乎在“舞”。山体本来就很陡峭，稍加筑高，内外削减，城之威严就体现出来。城墙爬上高山，继续向北，俯冲到沟底，然后再次昂扬上山，如巨蟒黄龙，蜿蜒起伏，将凤凰山包围在中心。三座烽火台布设在凤凰山东北角，似乎依然高度警惕，随时准备传达险情。古城由吐谷浑11世14传王符连筹始建于年，称为洪和。从北魏城址看，当时，人们自由发挥，建城不受什么规则限制，面积也非常大，可是，习惯于游牧的吐谷浑民族还觉得城池不够大，常常住在城外的穹帐中，享受高天阔地的自由。而到了明朝，朝廷规定，州、郡的城池周长不能朝过10里。明朝大将沐英、金朝兴和曹国公李文忠平息洮州“叛乱”后，朱元璋诏谕扩建、增高洪和旧城。年，李文忠委派金朝兴及当地藏族首领南秀节修筑洮州卫城，“春二月”动工，“夏五月”而成，可谓神速。这么短的时间修筑城池，一则表明洪和城经历千年后保存的相当完好，另外，由于朝廷对城之规模的限制，明朝城北墙并未依原址，而是直接从凤凰山东西向横断，把水西门处被称为“海眼”的一汪清泉也隔在城外，这样城周长正好九里半。可是，上天却差强人意，这“海眼”却不管朝廷的神威铁律，硬是将城墙泡塌，于是，时人只好改修城墙，将“海眼”圈了回来。如今，“海眼”和城墙相安无事，仿佛是大地与皇权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从唐朝末年、五代到北宋末年，中原与吐蕃的战争时断时续，洮州城数度被吐蕃占领。北宋时期，主要战争对象是西夏，但吐蕃的威胁也非常严重。年，宋将王韶攻克武胜关，从吐蕃手中夺取了熙河六州。吐蕃守将鬼章与西夏联合，攻破洮州城，并指挥士兵加固，打算做持久战。但是，岷州知州种宜与姚兕兵分两路，一路经过铁城（就是现在的陈旗），一路经过石门，乘大雾包围洮州，等鬼章军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经过死与活的较量，城被攻克，鬼章等九名守将被活捉，然后槛送汴梁。当时很多文人都写诗颂扬其事，大文学家苏轼也写了《和破鬼章二十韵》。过了几十年，到年，洮州城再次陷落。年，忽必烈出兵大理，曾经在此地驻扎一月时间，设牙帐于隍庙，而这个隍庙的原址就是鬼章行宫。忽必烈也看到了洮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在元代建国后，于此设置“洮州路元帅府”，委派世袭“达鲁花赤”（掌印官）镇守。年，“达鲁花赤”虎舍那藏布归附明朝。年，洮州十八族藏族头目三副使汪舒朵儿只、鸟都儿等人发动叛乱，朱元璋派平西将军沐英及大将军金朝兴率领重兵围剿，并派曹国公李文忠亲往督战。叛乱很快被平息。之后，加修城墙，并将军民千户所从旧洮堡（现在的临潭城关镇）迁来，升格为洮州卫指挥使司，下辖五个千户所，任命聂纬、陈晖等六人为指挥使，守御洮州城，隶属陕西都司管辖。洮州卫城的名称始于其时。
洮州距离陕西西安市和南京都很遥远，军粮供应困难。于是，曹国公李文忠上书请撤兵。朱元璋毫不犹豫地地降旨强调其地的战略意义，非但不同意搬师回朝，而且，将平叛中获得的“杂畜二十余万”头、只分给将士，顶替两年的军粮。李文忠不敢违抗命令，将所带来的江淮一带的士兵留在当地，三分士兵守城，七分士兵垦荒，战时为兵，和时为民。后来还允许士兵把家属从江淮迁来定居。垦荒并非传说的“跑马为田”，而是很有组织。当时，委派谁去某地开荒，便授给一杆旗帜，有了这旗帜，就等同受命于朝廷，可以招纳百姓开荒种地。后来，人们以主管头目的姓氏来称呼其所开垦的地区，如陈旗、郑旗等，沿用至今。当时，主管军事头目每隔十天要到洮州大本营汇报情况，然后接受新的命令。本来，这是“例会”性质的集合，日久天长，成了军民交易货物的集日，并且将每月的“例会”时间初一、十一、二十一定为“营上”，把赶集称为“赶营”，习俗风行到今天。洮州城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现在，人们划分人群及“花儿”流派，也以洮州城为坐标，分东南西北四路，各路的货物及“花儿”演唱方式都有鲜明特色与风格。开荒的农业税收按照每亩一斗收。所以，新城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现在仍然把一亩地叫“一斗地”，外人听了可能不明就里，但当地人很清楚其中的含义。新城一带多为红胶，土地贫瘠，不适合种庄稼。最初开荒，农具、耕牛、种子等都由朝廷供给，后来，这些全部自理，而税收不减。开荒者难以为继，只好逃离本地。鉴于这种情况，朱棣派安徽凤阳人李达督边。李达治理有方，亲自到藏族牧区推行“茶马互市”的经济政策，很得人心，前后督守40年，政绩斐然，很受朝廷赏识。李达去世后，其子孙世袭其职，共年。李达系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同乡李胜之子，所以，明王朝格外倚重。除了李达，还有常遇春、胡大海、韩成等开国元勋也被派到洮州地区带兵戍守，后来，皇帝把十三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和当地的五位神灵一起加封为“十八龙神”，塑像供奉。现在，每年五月初五各地乡亲都抬着龙神到新城竞赛，从东门口开始，到隍庙结束，先到者将预示着供奉该龙神的地区庄稼丰收，牲畜兴旺。晚上，人们在隍庙后面竞唱“花儿”，通宵达旦。第二天，各路群众全副武装，抬着“十八龙神像”游街，沿城转一圈，然后到隍庙，将“十八龙神像”各就各位。我在走访新城人王中西先生时，他认为这种风俗与临潭的扯绳比赛一样，都是为了训练军队而形成的风俗。
明王朝苦心积虑，把心腹大将派遣到边防第一线看门，除了给以各种封号、赏赐，还采取常用的姻亲方式，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李达的八个女儿中，有七位都许配给达官显贵为妻，三女儿李金花还被仁宗皇帝封为贵妃。据说李金花才貌超群，每次出外，都被人围住。为了方便，她总是戴上一幅丑陋的面具，人称“麻娘娘”。后来，她被选进皇宫，即将授封时仁宗皇帝突然病逝，李金花遭人谗毁，便请回乡奉养双亲。到洮州，她郁郁寡欢，幽怨成疾，一病不起，于年病逝于家。宣宗皇帝下令就地按贵妃礼仪安葬，并念先帝之情，恩赐李妃故乡洮州人民无论有无功名，都可以按皇宫一欠套的式样，大门可覆阴阳瓦，倒提柱，妇女的服饰也可以仿照皇宫样式。李妃墓及李达家族的墓葬群在现新城西北朵山脚下马莲滩上，占地十亩，原来有围墙，正门朝南，砖石砌浆，门外两侧立有石雕翁仲、石猪石羊等，雄伟壮观，只可惜年大跃进时被夷为平地。当然，明朝的抚慰政策也不光是对开国元勋们的，中下级将士也常常能得到“浩荡”的皇恩。古洮州地区有很多城堡，相当于洮州城的卫戍军事基地。临潭县有个著名的流顺川红堡子村就是明朝当年戍边政策的产物。流顺本来的名字应该叫刘顺，他和其父刘贵于年在此督建了红堡子，成为刘氏子孙后代招军守御、管理屯军、征收粮草的大本营。刘贵、刘顺祖籍安徽六安县，他们在反抗元朝的起义中归附朱元璋部队，随军征战，建立功勋，后来随平西将军来到洮州，曾协助金朝兴、南秀节等修筑过洮州城。年，刘氏父子奉调进征现在的流顺沟口一带。当年十一月，朱元璋敕告刘贵就地驻扎。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奉旨屯垦，就此驻扎下来，直到现在。当年朝廷下达的三道圣旨，经过刘氏子孙的精心保护，至今完好无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封建王朝给活人加官赐爵，厚葬死人，看似通情达理，仁义至上。可是，尽管堡垒遍布洮州境内，烽墩占满各大山头，文官效力，武官卖命，皇帝还是不能高枕无忧，采取了更加毒辣的一招：斩龙脉。古洮州辖地内的冶力关、八角小堡子、古战村等地都流传着刘伯翁斩龙脉的传说。为什么要斩龙脉？别人的龙脉一断，就反不成功，那么，江山就永远属于朱家了。这么大规模的修建长城、堡垒、烽墩、关隘、封“龙神”以及“斩龙脉”行为全发生在大明王朝，令人费解。不管皇朝用什么措施，历史的发展变化总是按照既定的规律向前迈进。年9月24日晚上，我再次借着微光爬上洮州卫城。一轮孤月对老城，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也许有些浪漫，可是，当我置身清冷的夜空中，看着远处隐隐绰绰的山影和黑黝黝的城墙，遥想当年巡逻城头的士兵，不管他是羌族还是吐谷浑，也不管他是吐蕃族还是中原王朝的将士；不管他们吹奏的是悠悠羌笛，还是其他各种乐器，当他们面对一天空中孤独的月亮时，心理肯定充满似水柔情和无限惆怅，而不是血流成河的残酷记忆。
这是多么凄美而壮丽的历史长卷啊。每个人、每个政权、每个朝代不管如何努力，都只能见证其中的一段。只有这坚固顽韧的老城墙与苍茫大地经历并体验了全过程。可是，大地总是沉默不语，难道，它把发言权交给了古老的城墙？
作者简介
冯玉雷，男，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小说、电影作品曾获甘肃省第三、五、六、七届敦煌文艺奖；兰州市第三、五、六届金城文艺奖；首届兰州市文艺创作奖兰山奖，第三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二届“锦鸡奖”最佳编剧等。